文/张竹林（发自法国巴黎）

编辑/漆菲

自17岁少年纳赫尔（Nahel M.）被警察击毙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在应对骚乱，并引发了社会对于强力部门中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指控。

当地时间7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了数百名法国官员，开始探寻这一事件背后更深层次原因。这是永久地恢复平静了吗？我对此持谨慎态度，但我们前几天看到的高峰已经过去。他对与会者说道。他还表示，未来几周仍需保持谨慎；政府将向受骚乱影响的城市提供财政援助，加快重建工作。

法国司法部7月4日晚宣布，自6月30日起共逮捕3625人，其中1124人是未成年人。骚乱发生十天来，数千辆汽车被纵火焚烧，各类公共场所发生了数百起火灾，无数商店和建筑遭到破坏。法国最大的雇主联合会法国企业运动联盟（MEDEF）表示，近日的骚乱已造成价值超过10亿欧元损失。

在一个已经废除死刑制度长达42年的社会，舆论从悲剧的初始就被危险地引导到死者是危险惯犯，警察击毙有理这样的一个构置好的框架中。移民身份背景是原罪的推定，让被这场枪击悲剧点燃的怒火，在受歧视感受触发下进一步升级。连联合国安理会都呼吁法国认真解决执法中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深层问题。这次骚乱何以引发，又将把法国带往何处？

被击毙的17岁少年

当地时间6月27日早晨8时10分，巴黎郊区楠泰尔市（Nanterre），纳赫尔驾驶着刚借来的黄色奔驰，带着两位朋友兜风。几分钟后，他们被骑摩托车的巡逻警察拦截。经历了一番短暂交流后，纳赫尔在车内被击毙。

在谁也无法了解事件来龙去脉之时，法国受众对于这位死者的认知是从社交网络上的这些描述开始的：拒绝服从警察要求，无驾照的17岁毒品贩子，警方熟知的惯犯，拥有几把枪支，抢劫犯。

这些如经典台词般、屡屡贴在郊区移民后裔身上的标签，进一步被传统媒体放大。被认为持有极右立场的法国CNews电视台，加入到这场指正死者罪证的背书。一位记者在直播中信誓旦旦地说：死者的犯罪记录长到和手臂一样长，他是警察局的常客。

纳赫尔家庭委托的律师立刻反击，誓言死者从未被司法定罪过，其家人也表示，他的犯罪记录是空白的。

之后，经法国数家媒体确认，纳赫尔在2022年1月因为拒绝配合警察检查被处于教育处罚，案例将于今年9月移交至楠泰尔市的少年法庭。持左派立场的法国《解放报》旗下新闻核实栏目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表明这位17岁少年有着满满的犯罪记录。

悲剧发生后，两条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传播。一条来自事发现场的纳赫尔的朋友，他以证人身份控诉了警察如何多次用枪背拍打纳赫尔，并直接威胁要击毙他的行为；另一条视频不过数秒，其中关键点在于一个被认为来自纳赫尔的声音，他在车内对着警察大喊闪开，闪开。

因此，一部分人将纳赫尔认定为完全的受害者，是在遭遇警察的死亡威胁后才重启车辆，另一部分人则咬定纳赫尔的行动已经威胁到警察的人身安全。

相对于各种碎片性报道，法国《世界报》相对完整地收集到了第一现场的种种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推翻了先入为主的警察依法执法的说法。此前的报道称，警察在这名司机试图开车碾轧他们后向他开枪。该报记者结合现场视频写道：视频显示，两名警察是靠在驾驶员一侧的车门上，并未因汽车（之后的重新）启动而受到任何威胁。

法国法律和刑事机构社会学研究中心警察事务专家法比安·乔巴尔（Fabien Jobard）指出，视频中对本案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内容是疑似涉事警官的发言。枪声响起前，尽管噪音纷扰，还是能辨认出这名警察的画外音：你的脑袋要挨一枪了！

截至目前，开枪的警察已经遭到拘留，并被指控犯有故意杀人罪。这名警察的律师在法国电视台说，该警察请求得到纳赫尔家人的原谅。

不过，由极右翼人物让·梅西哈（Jean Messiha）发起的为这名38岁警察家人的在线募捐筹集了超过150万美元，此举引发政治左翼方面的愤怒。一个名为法国警察（France Police）的极右翼团体甚至在推特上欢呼道：向17岁罪犯开火的同事们，好样的！并将少年的死亡归咎于他的父母，声称他们无法教育好自己的儿子。这条推文随后被删除。

似曾相识的打砸抢烧

因国内局势升级，总统马克龙提前结束布鲁塞尔欧盟首脑峰会赶回国，也取消了原定7月2日开始对德国的三天国事访问。这次骚乱被视为是自2018年抗议燃油价格上涨的黄背心示威活动以来，马克龙的另一次执政危机。

最近一段时间，法国示威游行不断，不久前为了反退休金改革以及不断高涨的生活费，已经发生过不小的骚乱。分析指出，法国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力骚乱不但对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构成危机，也让他失去国际信誉。马克龙一直争取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却连国内的骚乱都无法平息。

没有任何借口，能为一位年轻人的死亡辩解。马克龙第一时间将这起事件描述为不可思议和不可原谅。只是，总统的明确表态未能遏制接下来烽火四起般的报复性行动。

法国企业运动联盟7月3日表示，根据其初步估计，全法有超过200个商业实体被洗劫一空，300家银行网点被烧毁，250家烟草专卖店（众多由华人经营）被毁坏。该组织负责人若弗鲁瓦·鲁·德贝齐厄接受法国公共电台采访时说，截至7月初，外国游客计划内的访法行程已取消20%至25%。

一些在以往抗议活动中不太被视为目标的场所，如地方市政厅和学校，也难以幸免。走在巴黎街头可以看到，市中心的商家们如临大敌。即便是距离总统府爱丽舍宫数百米之遥的商家，也开始用木板将玻璃橱窗封得密不透风。

随着骚乱蔓延，越来越多城市卷入其中。

在马克龙发言的南部海港城市马赛，数十名年轻人闯入一家枪支店，至少偷走四把猎枪。马赛市长请求国家立即增派军队。马赛商会负责人估计，这次骚乱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亿欧元，预计数额还会增加。

在巴黎南部，有暴力分子驱车撞向当地镇长的住家，造成镇长妻子和一名孩子受伤。在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警方部署了装甲运兵车和一架直升机来平息骚乱。

相较于对骚乱根源的反思，外界将目光更多投放于对暴力现场的描述。但对法国人来说，这些打砸抢的画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常态感。

尤其在面对是否启动国家紧急状态法这样一个实际性问题前，很难不让人想起2005年的那场社会大暴乱。

2005年10月27日傍晚，三位北非移民后裔在回家途中进入一处工地，被举报伺机盗窃。之后在警察的追赶下，三位少年躲入法国电力公司的变电站。结果三人不慎遭到电击，一人重伤，两人当场毙命。

接下来的几周，众多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报复性地焚烧车辆和建筑。仅仅是11月8日这一天，全法274个城镇中就有超过1500部车辆被烧毁。时任总理德维尔潘为此宣布启动1955年颁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法。这也是法国唯一一次没有因战争、恐袭或全球性卫生危机而动用该法令。

同年11月14日，时任总统希拉克发表电视讲话，向维护秩序的军警力量表示敬意，并对郊区年轻人的行为深表遗憾。尽管他做出安抚性表态，称这些年轻人为共和国的儿女，并将其归结为身份认同危机，但这番讲话三天后，全法再次爆发全国性骚乱。

由此引发的讨论认为，法国二战后所实行多年的融合多元文化的社会政策，已全面失败破产。2005年的骚乱还引发英国、德国等国对其多元文化政策开始检讨。

当时的骚乱长达21天，它带来的代价是：上万辆车被烧毁，233栋建筑被毁或局部被毁，6056人被捕，1328人入狱，并造成三人死亡。当时，法国政府在巴黎以及30多个城镇实施了宵禁。2007年，两位涉事警察以未能帮助处于危险中的人为由遭到起诉。八年后，两人被释放。

然而，这场骚乱并没让郊区青年、移民后裔的生活得到改善。相反，警察队伍反而呈现出军事化趋势。法国内政部提高了对警界的物资保障：购买了450枚闪光弹、7000枚催泪瓦斯、爆炸性手榴弹和5000只防暴头盔。一些法国人认为，后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政府决定以暴制暴。

2009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等机构通过联合调查，证实了社会上流传已久的一则传闻非洲裔和阿拉伯裔遭到警方盘查的机会要比白人高出6-8倍。2011年，欧盟的一项调查证实了另一个事实：受访的法国少数族裔中，25%的人表示过去两年中受到了警方的盘查，而在主要人口（白人）中，这个比例只有10%。

同一年，六家机构联手上书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抗议警方的面相检查，要求政府出台针对此类歧视性做法的管制措施。这份长达220页的提案中，有六位警察以证人方式出面作证称，在他们的队伍中，种族歧视行为是不可否认的存在。

这种根据肤色进行的面相检查，相当于在公众场所内进行羞辱，随着时间推移，在青年少数族裔群体中滋生了深深的怨恨。即便在自家门口，这些年轻人也经常需要出示身份证，去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

也因此，专门研究警察问题的法国社会学家塞巴斯蒂安·罗奇（Sébastian Roché）呼吁，要严肃反思这类面相检查，后者才是造成火势蔓延的温床。

日益右倾的法国警界

如果不是有室外监控视频的存在，音乐制作人米歇尔·泽克勒（Michel Zeler）可能早就入狱了。

2020年11月21日傍晚，这位41岁的法国非裔音乐制作人步行前往他在巴黎十七区的音乐工作室。即将抵达时，数名警察上前质问他为何违反防疫规定不戴口罩。接下来长达15分钟内，视频还原出一个令人愤怒的现场：三名警察对一位黑人拳打脚踢，用棍棒殴打，并咒骂肮脏的黑鬼，直到后者血流满面。第四位警察也没闲着，他将一枚催泪瓦斯手榴弹投入泽克勒的工作室。

最初的口供记录中，这些警察试图编造出一个受害者的故事。他们描述道：当我们试图拦住他时，他强迫我们进入公寓。他们还在笔录中指控音乐制作人多次对他们使用武力。

而当视频被曝光后，社会哗然，众多法国人为警方栽赃式谎言表示耻辱。当红球星安托万·格里兹曼更是发推文直言：我为我的法国痛苦。

两年半后，格里兹曼的这句名言被现任法国国家足球队队长基里安·姆巴佩借用，来为纳赫尔之死发声。伴随着骚乱和暴力事件的延续，这位著名球星表示，许多法国球员本身来自工人阶层、相对贫困的社区，能够理解这种痛苦和悲伤，但是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姆巴佩说，必须结束暴力，为哀悼、对话和社会重建让路。在这种极端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不止姆巴佩，其他法国球星也接连表态，让人联想到始于大洋彼岸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维权运动。

2012年2月，美国非裔青年崔温·马丁被巡逻员乔治·齐默尔曼枪杀，后者之后却被判无罪。这次事件引发抗议浪潮，并逐渐成为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的国际维权运动。

到了2020年5月，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当街跪压导致窒息死亡后，导致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并引发一场关于警务和种族不公正的全球辩论。接下来的近一年内，对种族公正的呼吁触及到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学家称，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象。

不过，社会对于BLM运动的反应并不相同。一些支持警察的美国右翼组织同样运用了这一措辞，只是将其改为Blue Lives Matter（被译为蓝命贵，因为美国警察制服以蓝色为主)。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被称为细蓝线（Thin blue line）的符号。维基百科上，它被视为是对警察的一种赞美性符号，将警察形容为正常社会与暴乱状态的一道壁垒。批判者认为，细蓝线表达了一种对立的态度，将警察和社会割裂开来。

然而，《解放报》发现，一些法国警察和宪兵将细蓝线作为徽章印在制服上已有数年时间。法国国家宪兵总监察局（IGGN）的阿兰·皮杜将军曾严厉禁止这种行为，他直言：制服上不能佩戴不符合规定的徽章，它违背了宪兵应有的中立立场。皮杜还说，在2021年1月6日占领美国国会山的行动中，很多暴徒也佩戴过此标志。

然而，法国国家警察总局认为，没必要采取与宪兵相同的召回措施。其解释是，法国警察的就业条例上已明确禁止佩戴与政治、工会、教派或结社组织成员身份有关的任何元素、标志或徽章。但如今看来，此行业条例未能阻止警察佩戴有着极右政治符号的徽章。

关于警界日益右倾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警界内部支持极右翼的比例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018年春季，法国调查机构Ifop公布了2017年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后所做的一项调查。受访的警察中，高达54%的人承认他们投票给极右翼候选人勒庞，这个比例在全体选民中仅为16%。

面对这些数据，法国警界高层依然无动于衷。2020年，面对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警察暴力执法时，时任国家警察总局局长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 Péchenard）表示不解。他还说，法国警界既不存在种族歧视，也没有暴力之说。这可谓永远唤不醒装睡的人的法式版本。

彻底丧失的信任感

纳赫尔是法国今年第二个在交通执法期间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人。去年，有13人以这种方式死亡，创下纪录。

纳赫尔的死，远不是一个简单失误，而是有计划的结局。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教授Jean-François Bayart指责说，这是政治无为导致的结果。

三十年来，法国历届政府以打击恐怖分子、非法移民和犯罪的名义出台了无数部法律，却依然被认为应对不足。

2017年2月28日，时任总统奥朗德修改了一项关于公共治安的法律，被视作助长警察权力的关键性法律。该法授予警察有权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以相应的方式严格使用其武器，它扩大了警察用枪的范围，允许警察在司机无视停车命令的情况下开枪。

一个月后，57岁的华人刘少尧在巴黎19区家中被警察击毙。当时他正在杀鱼，三位警察破门而入，将举着剪刀的他当场击毙。《凤凰周刊》在事发后采访了几位刘家邻居，撇开对刘参差不齐的评价，焦点仍集中在：三名专业警察是否有必要击毙一个无论从年龄还是体力上都无法与之对抗的人？

据法国国家警察总监署（IGPN）统计，自2017年以来，法国每年平均发生的警察开枪事件达到337次。与2010年相比，2020年被警察击毙的人数翻了一番。另据路透社报道，自2017年以来，法国警察在交通拦截过程中的致命枪击事件中，大多数受害者为非洲裔或阿拉伯裔。

正因此，纳赫尔的死被部分舆论认为是2017年修法的直接后果。

是的，警察杀人。法国左派政治家、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前总统候选人菲利普·普图（Philippe Poutou）指出，在一些社区，每年有15名以上的年轻人被警察击毙。他进一步说，当年轻人参与游行示威的时候，他们非但没有受到警方的保护，反而受到后者的攻击。

对于警察站到人民对立面这点，在巴黎某高校工作的法国华人李小别（化名）深有体会。

两个月前，李小别参加了一场由全法工会组织的游行。到了游行尾声，李小别和同事们告别，准备回家。此刻，人群突然被防暴警察拦截。警察二话不说就朝着我们发射催泪弹。李小别向《凤凰周刊》回忆说，但当时我们只是在和平游行，连标语都没拿。她的一位同事被挤倒后摔得脸肿，另一位同事则与同行的女儿抱头痛哭。

这次参与骚乱的许多年轻人的祖籍可以追溯至法国的前殖民地，这些人目前居住在所谓的市郊（banlieues），如巴黎、马赛或里昂等大城市的郊区。这些郊区长期以来被法国政府所忽视。

巴黎八大社会学教授Frabien Truong直言，在一些所谓的问题街区，贫穷和不安全是具体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这种愤怒是政治性的。他还说，参与骚乱的一线年轻人很可能来自多子家庭，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夜晚要工作，从事物流、清洁、公共服务行业孩子们外出时，这些家长根本不在家。

很多像纳赫尔一样出生在移民家庭的年轻人之所以选择用暴力方式作出反应，原因在于：如果不抗争，被击毙的可能是自己。IGPN公布的一份关于警方使用武力致伤或致死的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7月至2018年1月，共有14人在警察行动中死亡，超百人受伤。

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将警民之间的紧绷关系形容为一触即发的火药场。在一些社区，警方和年轻人之间的鸿沟深不可测，且毫无信任感。因为害怕警察，一些家庭冲突中的女性受害者甚至不敢报警。

面对骚乱步步升级，法国总理博尔内承诺对纳赫尔事件的调查将会基于对真相的绝对要求，但在社会中失信的不仅仅是警察，还有政府。

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在被警方临时抓捕的人中，未成年人的数量占到三分之一，其中一些更是年仅13岁的少年，为此马克龙呼吁家长们要有责任感，并指责社交媒体导致暴力升级。然而，在少数族裔受歧视的大环境下，政府如何消除这种代代相传的对警察和政府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