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闲欢小邦，忽必烈为何要两次远征日本？

忽必烈是大元王朝的开国皇帝，他之所以要两次远征日本，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各种综合考虑。依笔者看来，一是因为游牧民族的扩张天性。二是因为一征日本失败，要找回场子。三是因为可以趁机消耗南宋降军。

元军两次东征失败，现在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神风”的功劳，后来日本那支臭名昭著的特工队，也以“神风”为名。如果没有“神风”，元军就能在日本顺利登陆并站稳脚跟吗？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元军在日本的失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忽必烈两征日本的故事。

忽必烈画像

元朝统一中原，准备对日作战忽必烈的大元朝

准确地说，忽必烈的元朝，和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帝国并不是一回事。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时暴卒。

蒙哥是成吉思汗幼子托雷的长子，他的突然去世，让几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看到了争夺蒙古大汗的希望。当时蒙古大军两路齐出，蒙哥主攻四川，忽必烈则统率东路军。得到长兄死讯之后，忽必烈立刻率军北返，并于次年三月在开平称帝（开平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

按照蒙古风俗，托雷的幼子阿里不哥才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于是蒙古本土贵族在哈拉和林（现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距离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380公里）拥戴其为大汗，并与忽必烈一方展开了为期四年的激烈内战。与此同时远在波斯的旭烈兀则停止西征，率军观望成败，大蒙古帝国的开疆拓土行为也至此戛然而止。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七月，阿里不哥兵败投降，然而大多数的蒙古贵族并不认可忽必烈的理念，大蒙古帝国就此分崩离析。因此忽必烈既是胜利者，又是失败者。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以大都（今北京）为京师。

元大都复原图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九月，大元皇帝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为主帅，兵分三路大举伐宋。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宋恭帝投降，临安（今浙江杭州）沦陷。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宋军在崖山海战中失败，南宋彻底败亡。

元朝与日本的外交往来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忽必烈自然也知道这个远在海外的岛国。早在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的时候，忽必烈就派出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从史书记载的诏书内容来看，忽必烈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和日本通好，但同时也不无威胁：“以至用兵，夫孰所好？”

不过当时的高丽国王王禃并不希望元朝和日本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将两人糊弄了一番，竟然没有安排他们踏上日本的土地，以致于忽必烈特意降诏对王禃进行斥责。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黑的和殷弘二人再次出使日本。这次王禃不敢再掉以轻心，派人护送二人到了对马岛，但却被日本人拒之门外。

日本九州岛城堡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女真人赵良弼自告奋勇再次出使日本。为了展示诚意，这一次赵良弼仅带了24名随从。当时由于南宋政权尚存，而日本与其之间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因此对于元朝使臣并不感冒。不过赵良弼虽然没有见到日本天皇和幕府将军，但却利用这段时间广泛地收集了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等各方面情报。

良弼曰：“不见汝国王，宁持我首去，书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觐，仍遣人送良弼至对马岛。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见，帝询知其故。曰：“卿可谓不辱君命矣。”—《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列传第四十六》

第一次对日作战：文永之役

对于是不是要出兵日本，赵良弼认为日本人“狠勇嗜杀”而又土地贫瘠，所谓“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没有必要出动大军远涉重洋对其进行征讨。但忽必烈对日本方面桀骜不驯的态度非常不满，决心在伐宋的同时顺手解决日本问题。

当年八月，忽必烈任命凤州经略使忻都为征东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左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刘复亨分别为左右元帅。三人之中忻都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六世孙，洪茶丘是高丽名将沈阳侯洪福源之子，刘复亨则是名相耶律楚材的门人。

不过据史书中的信息分析，最终第一次征日元军的统帅并非忻都，而是忽敦。原因可能是当年七月高丽国王王禃去世，所以忽必烈临阵换将，让忻都留镇高丽。

高丽将领洪茶丘剧照

十月初三日，三万多元军在忽敦等人的指挥之下，从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海。三天后成功登陆对马岛，一举全歼岛上日本守军。初战告捷，让这支以契丹人、高丽屯田军、降元金人与北方汉人组成的杂牌军信心满满，以为日军不过如此。

当时掌握日本政权的是镰仓幕府，实际掌权人却是北条家的北条时宗。镰仓幕府是由源赖朝建立，但此时源氏直系后裔死绝，因此北条家通过与源氏联姻的方式取得了执政地位，即所谓的“天皇之权在将军家，将军之权在北条家”。早在赵良弼出使日本之时，镰仓幕府便已经提高了对于元朝的警惕心，并且一直在加强九州地区的防御设施。

元军舰队于十月十四日攻占壹岐岛，随即又在十六、十七两日对松浦半岛展开大规模烧杀抢掠。接到元军来袭的战报之后，镰仓幕府迅速调集近十万人赶赴前线对日军进行阻击。

十月二十日清晨，元军主力成功登陆博多湾（今日本九州岛福冈市附近）。九州日军的战斗能力和意志超出了元军的想象，百道原一带元军先胜后败，副帅刘复亨甚至在博多一带的战斗中中箭受伤，大军被迫退回船上。

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元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

首战不利，加上后勤乏力，元军主帅忽敦决定撤退。当然谁也想不到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晚出现大风雨，元军舰队损失惨重，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返回合浦港。此役元军伤亡近半，第一次对日作战以惨败而告终。由于本年为日本后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所以又称为“文永之役”。

第二次对日作战：弘安之役

忽敦等人回到高丽之后，并没有将战败的实情告诉忽必烈，于是志得意满的大元皇帝在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二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可怜毫不知情的杜侍郎刚上岸就被直接逮捕，随即北条时宗下令当众斩首。由于事发突然，杜世忠遇害的消息直到四年后才传回大都。第一次伐日虽然失败，但日本和南宋之间是商贸往来也就此中断，算起来所得大于所失。

元使五人冢

现在南宋余部在崖山彻底失败，忽必烈可以腾出精力专心解决日本问题。鉴于上次高丽国所造的的海船质量极其拙劣，本次元朝在扬州、湖南、赣州、泉州等地分头制造战船，为第二次伐日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南宋降臣周福、栾忠二人与日本僧人一起前往日本，告诉幕府南宋已经灭亡的消息，希望他们能够识时务赶紧投降。北条时宗态度坚决，再次将元使斩首。

今年六月廿五日，大元将军夏贵、范文虎使周福、栾忠、相具渡宋晓房灵杲、通事陈光等着岸，牒状之旨如前前，于博多斩首。—《镰仓年代记·里书》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二月，元军兵分两路，再一次渡海对日本发动讨伐。由于本年是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因此又称为“弘安之役”。本次元军之中东路军由忻都指挥，江南军主帅则是南宋降将范文虎。东路军中忻都所部约一万二千人，洪茶丘所部约三千人，高丽将领金方庆所部约正兵一万人、水手一万五千人，合计约四万人，战船九百艘。江南军中范文虎所部约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

这里范文虎所部称为“新附军”，即由罪犯、官府工匠以及被迫降元的宋兵组成的部队。据史料记载，江南军舰队中除了必备的兵器之外，最多的就是各类农业生产工具。在忽必烈的如意算盘之中，这些人打胜了最好，留在日本自耕自足就行。打败了也不要紧，反正都是耗材。

五月初三日，东路军再次由合浦启航，并于二十一日占领对马岛，弘安之役正式爆发。六月初六日，东路军主力再次抵达博多湾。和“文永之役”登陆时一帆风顺相比，本次难度要高了很多。因为日本方面利用这几年时间，在滩头上修建了大量的“元寇防垒”，导致元军根本无法登陆。

元寇防垒遗迹

忻都随机应变，指挥元军由志贺岛登陆。志贺岛地形狭长，在退潮之后可以直通陆地。但是日军准备充分，在节节抵抗的同时还不断增兵，元军屡战不胜，连副帅洪茶丘也差点战死。由于人死得太多，东路军中闹起了瘟疫，忻都不得不率军退往壹岐岛，准备与江南军会师之后再行进攻。

然而江南军方面也出现了变故。原本忽必烈亲自任命了一位节制两路元军的总指挥阿剌罕，未曾想他却突然病故。大元皇帝虽然紧急任命了新的总指挥阿塔海，但范文虎却不等阿塔海到任，就直接率军扬帆东渡。

此时东路军正在壹岐岛一带与日军苦战，虽然阵斩日军大将少贰资能，但元军自身也损失惨重。在得悉江南军即将抵达的消息之后，东路军放弃壹岐岛，前往平户岛与江南军会师。七月，东路军和江南军成功会合。

然而不知是何缘故，两路大军在海上漂了一个月，始终没有对日军发动实质性的进攻。八月初一日，元军指挥部最终决定于次日对太宰府发起总攻。就在当晚，海上突然刮起大型台风，元军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海中浮尸无数。

船军已至竹岛，与其太宰府甚迩，方号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风暴作，诸船皆击撞而碎，四千余舟所存二百而已。全军十五万人，归者不能五之一。凡弃粮五十万石，衣甲器械称是。是夕之风，木大数围者皆拔，或中折，盖天意也。—《癸辛杂识》

南宋降将范文虎剧照

台风过后，剩余元军登上长崎县鹰岛驻扎休整，但是指挥部对于下一步是进攻还是撤退，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水军总管张禧建议强行登陆后背水一战，范文虎则认为这纯属自寻死路。他不听劝阻，抛下大部分军队独自撤退。

《元史》上说残留在鹰岛的元军还有十万人，这显然是睁眼说瞎话。元军两路军总数不过十五万人，台风夜又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船只，范文虎又带着大部分残军撤退，怎么可能还剩十万人。日本方面记载鹰岛残军约数千人，数据还比较可信。最终这数千人大部分战死，约一千人被俘。日军对被俘元军进行了甄别，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汉人（北方汉人）全部处死，南人（南宋汉人）则被用作奴隶。八月十五日，元军退回合浦港，此役战损超十万人，撤回高丽的元军不过三万人左右。第二次对日作战，再次惨败。

壬辰，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元史卷十一·本纪第十一》

结语：元军两次东征，客观上加强了镰仓幕府的统治，使天皇彻底沦为傀儡。而雄心勃勃的大元皇帝忽必烈并不甘于失败，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但是说实话，失去了骑兵优势之后，元军的战斗力十分拉跨。除了在登陆作战中相对日军没有明显优势，在和安南军队的丛林战中也是吃尽了苦头。此外元军远征爪哇国，最终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忽必烈画像

其实弘安之役即使没有“神风”，元军也很难取胜。之前双方在陆地上的多次交锋，已经证明了元军在白刃战中并无优势。日本国内老百姓穷得要死，元军很难通过抢掠来为己方进行后勤补给。而且当时镰仓幕府的援军：六万骑兵，正在星夜兼程赶往九州主战场。即使没有台风，仅靠十多万元军也无法征服日本。

而对于忽必烈来说，虽然没有打下日本，但他的损失也不大，毕竟死的都是新附军。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既不用担心他们造反，也不用花费钱粮来养活他们。后面忽必烈虽然没有放弃东征计划，但也强调日本远征军的主力应该由囚犯组成。打来打去，打的都是生意。

甲戌，中书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谋反大逆，杀祖父母、父母，妻杀夫，奴杀主，因奸杀夫，并正典刑外，余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缅国军。”从之。—《元史卷一十二·本纪第十二》

2. 宋朝国力强大？

宋朝国力强大，为何最后被灭？

我们经常听到唐宗宋祖这个词，他们说的分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他们所统治的王朝我们都最熟悉不过，今天来聊聊宋太祖的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唐朝、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一个封建帝国，从960年到1279年，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赵匡胤正是五代十国最后一个王朝（周朝）的末代皇帝周世宗柴荣手下的一员大将，在柴荣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候，中途因病退回，回来后不久，周世宗柴荣驾崩了，讲道理应该是有采用的后代继承皇位，但是最后赵匡胤却在陈桥搞了一手黄袍加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陈桥兵变”，随后登基为帝，建立了大宋王朝，史称宋太祖赵匡胤。

而宋朝的经济其实比唐朝的时候还要富有，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当年宋朝的GDP占全世界的1/3，但是宋朝的人口却占全世界的1/8，所以由此可见，宋朝的经济在当时是非常的繁荣，有史书记载，宋朝当年一个熟练的手工妇女的工资还要比当地知府的工资还要高，而且宋朝还是我国第一个实行一日三餐的朝代，在宋朝以前，人们都是一天吃两顿饭，而在宋朝之后，因为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都是一天吃三次饭，所以这就是中国人一日三餐的来历。我们经常看到唐朝有“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殊不知它之后的宋朝更是繁荣富强。既然宋朝这么繁荣富强，国力昌盛，那为何最后还是被消灭了呢？

宋朝最后灭亡的原因

第一：统治者的无能和中央独裁

宋朝自宋太祖以武将之身篡权得国之后，宋朝皇帝就将兵权与相权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说什么也不肯轻易给人，非要牵制众臣，自己独揽决策大权，恰恰宋朝皇帝在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文化艺术领域修养奇高，在腐化堕落上也没有其它朝代严重，但是在军事、外交上却极为白痴，没能力又偏要管，而且宋朝君主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再操控，终于削弱了军队，搞乱了官场，将朝政大权集中在了皇帝的手中，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样的统治者最终沦落为一个亡国贱俘的可悲下场是必然的结果。

第二：落后的思想教化非比寻常

前面说的宋朝国力富强，百姓的钱多，加上统治者的懦弱，以凭借自己擅长赚钱的优势，用“破财消灾”的策略来维护和平，而不是去发展军队，而且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在这种情况下宋人普遍不愿意当兵，再也没有了汉唐尚武的风范，士子们不再向往边塞立功，再没汉朝班超投笔从戎的热血，也没有了唐朝“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情。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确实是这样只不过宋朝落后的不是经济而且军队，在当时那种封建帝国，没有军队就等于开门等着敌人来打。

第三：军队的管理方法别具一格

封建帝国无非都是靠武力创造出来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注重强化军队，而宋朝偏偏相反，削弱军队，恰恰宋朝的国策却是弱军，唯恐军队强大后，将领们重演自己“黄袍加身”的把戏及唐朝藩镇的跋扈。劲兵荟萃中央，边疆不敢多驻精兵；练兵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仗时阵图遥控，文官监军；兵种上，招饥民入伍，养兵百万，却委靡不振。在宋朝君臣的成功操作之下，宋朝终成功地削弱了军队力量，打压了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甚至老百姓也喊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口号。

第四：官吏分配制度

宋朝皇帝为了预防大臣专权，将权力一再分散，一个岗位设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如将相权一分为三，由中书、枢密、三司分别掌管政、军、财三大权力，三者不相上下，互不统摄，都知道古代读书了人为了谋取功名，也就高中得个一官半职，官职官职宋朝便将官称和实职分离，分割各级长官事权，削其权力；“官”常是拿俸禄而无所事事的空名，“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一般是授予较高级文臣的清高衔头，也非实职；只有担任的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实际差遣的工作才是实际职务。这样一来皇权是稳固了，但是行政效率却下降了，相互争斗、相互扯皮，所谓“九龙治水”龙越多越不下雨，人越多斗得越欢。有什么军事问题拖来拖去也没有决策，难免措施良机，什么后来宋朝常被人讥笑说“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经渡河”。人员多了自然政府机构也就随着庞大，最后消耗就是国家财力。

所以宋朝虽然非常强大，只是国民经济富有，但是国家军事底气衰弱，还有就是国家本身政治体制的腐败，这就是当年宋朝为什么经济如此发达，最后还是被消灭的原因!

3. 闲欢小邦怎么上不去了？

我的也是，崩溃了，急ING，对了各位大人可能都是闲欢会员吧，我闲欢的名字就是这个，在这里先问个好，各位大人粽子节后快乐，希望闲欢什么时候能上，大家关注一下，我会关注中

4. 辽朝这些强大的王朝却被称为金国？

古代“国”的概念跟今天存在本质差别！其实在古代，“国”只是“朝代”的一部分。后人对辽、金、夏的称谓并不统一，有时候称之为“朝”，意思是承认它们与宋朝并列的地位；有时候称之为“国”，意思是它们只是宋朝的“下级单位”。

因此，如果把辽金夏称之为“国”，其实就是站在宋朝为正统王朝的立场上，强行从概念上将这“三国”纳入宋朝的版图，这个思想基础来自于西周的“家国天下”概念。

西周社会人们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地理概念，他们认为“天下”包罗万象，是版图意义上的最大概念，西周的宗法制还规定，天子就是“天下”唯一的主。

“国”是宗法制中的“二级单位”，即诸侯国的简称。“国”由“廓”演化而来，最早的“国”就是由一座城堡及城堡内外居民构成的组织单位，城内的称为“国人”，城外的称为“野人”。

因此古代的“国”非常小，几百人甚至几十人的一个封闭山村都可以叫做“国”。按史料记载，夏朝有万国，商朝有千国，西周有数百国。

西周建立后，将“国”的概念法理化，即在周天子为共主的前提下，由诸侯代表周天子行使治权的地方单位。当然，为了保证诸侯的政治地位，周天子授予诸侯仅次于周天子的贵族身份，并且可以世代传袭。

因此在古代“国”也叫“封国”、“诸侯国”，它又分成“公国”、“侯国”、“伯国”等等。进入帝制时期，“天子”由“王”变成了“皇”，“王”事实上变成了诸侯的最高等级，所以诸侯国又增加了“王国”的概念。

“家”在古代是指“家族”，即诸侯下一级别的“卿大夫”家族，它是一个政治概念上的词汇，跟今天的“家庭”天壤之别。

由此在古人的思想意识中，构建了一个由“天下”、“国”（诸侯国）、“家”（家族）为三阶的社会模型。当然人们发现，“天下”的主并不能永远姓姬或者姓赢，每一姓只能代表“天下”的某一阶段，即“朝（代）”。

既然如此，每一朝皇帝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的代表，是唯一的共主，绝不允许还有其它的“朝”分割“天下”。

因此，宋朝站在自己是“天朝”的立场，不可能承认辽、金、夏为“朝”，只能将他们置于大宋朝之下，称之为“国”。

古人一直执著于“正朔”，所以像辽、金、夏这种少数民族政权，不可能被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史学家承认。

可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认为辽、金、夏都是华夏多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且事实上他们与宋朝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是完全独立的政权。因此，以今天的历史观，我们称他们为“三朝”。

元朝和清朝为何被古人认可了呢？

一是元朝和清朝时期没有与他们并列的汉族政权，他们是同时期代表“天下”的唯一的政权。

二是元朝和清朝的统治阶层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他们的统治思想却是汉文化，社会的统治基础也是汉文化覆盖下的汉人士族集团。

三是历史的演变史，让后人认识到，汉民族本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胡汉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他们早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血脉相通了。因此，文化认同代替民族差异，变成了“天下”的最重要标识。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她海纳百川，总是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现自我更新，融入时代发展的新元素，从而将不同的民族以文化纽带团结在一起。伟哉，中华！